《墓碑》的副題是「中國六十年代大饑荒紀實」，全書分上下兩冊，作者的鋪排是先介紹大饑荒在全國不同省份的災情，例如河南的信陽事件、甘肅的引洮工程、安徽的鳳陽事件等等，讓讀者有一個大概，生於安逸的讀者實在難以明白一個泱泱大國會出現人相食的慘況。上冊五百多頁，看到第二章，就會發覺各省的境況會如此雷同，難免會想，大江南北，各省地理環境、人文資源都迥異，但各地的慘況卻無二樣，這個問題的答案就在下冊中。
其實讀者可以從下冊開始看，因為大饑荒的根本原因、來龍去脈及其影響，全在下冊中娓娓道來。所有災難是由「三面紅旗」開始，若言政策出錯，理論上應有人察覺並作出修正，但為何糾正沒有出現，反而愈走愈左，去到不可挽救的地步？照書中所言，廬山會議是糾正這個問題最後的機會（下冊以第21章〈廬山之變〉最長），但會議剎那間由反左變反右，風雲莫測，天威難測，以一人之力扭轉形勢，如此氣概可謂鑠古耀今。在此萬丈光芒下，賠上的卻是千萬條人命。
作者並不是將數以千萬人枉死的責任全推在一個人身上，他反而反覆問一個問題：這究竟是一個人的問題，還是一個制度的問題？作者如此答：
在這個向錯誤的方向轉變中，毛澤東無疑起了主導作用。但是，從制度層面向，中國共產黨內不僅缺乏一種對主要領導人的糾錯機制，還有一種把領導人的認識推向更加錯誤的機制……為甚麼沒有糾錯機制？這是專制制度固有的缺陷。1958年指導思想的錯誤，不僅僅是領袖和領導集團的錯誤，而是制度性錯誤。（頁626）
在當時那個制度，沒有民主決策機制，沒有制度性的糾錯機制，沒有暢通的信息傳送渠道，如果把別的人放在毛澤東的位置，也會犯同樣的錯誤。（頁917）
作者的話，似是為領導卸責，制度固是一大缺陷，但為甚麼會有此制度？為甚麼又不會去修正改良這個制度？問題最大的，是枉死的千萬條人命，卻不能推動改良這個制度，隔了數十年還是為禍神州。
不變的不只是制度，還有「五風」。五風是指共產風、浮誇風、強迫命令風、幹部特殊風及對生產瞎指揮風，而制生五風的根源，就是極權制度（頁723）。只要有留意大陸新聞，這五風似是不存在，實際是改頭換變在大江南北出現。有趣的是，近年內地官場也有整頓五風的運動，看罷不禁搖頭再三，點解歷史的巨輪好似沒有移動。
最後以羅隆基的話收筆：
他們知道出了毛病，但到現在還不知道毛病出在哪裏，檢查糾正沒有觸及到基本問題，訂的措施沒有抓住要點，只會把事情愈搞愈糟，毛病愈出愈多……共產黨講唯物，實際上最唯心，說的是客觀規律，實際上最不尊重客觀規律。（頁757）
看完這段話，封羅隆基做中國第二號右派，當之無愧。
另，作者楊繼繩引用了雜誌《炎黃春秋》很多資料，翻查一看，原來楊繼繩不做新華社記者後，便去了《炎黃春秋》當副社長。這本雜誌，可以一看。
題外話：
早前看到雜交水稻之父袁隆平的訪問，他說目前水稻畝產最高的不過是近九百公斤，想起大躍進時的浮跨風，「人有多大膽，地有多大產」（百分百唯心），鬥放衛星之浮跨，認真搞笑，但搞笑之最是竟然有領導鼓勵如此吹水唔抹嘴，這是甚麼心態？甚麼制度？該訪問中袁隆平也談到大饑荒，可以看看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