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一次接觸費孝通，是做學生時有一年要做讀書報告，揀的就是他的《鄉土中國》。《鄉土中國》是他早期的作品，而早前買了這本《費孝通晚年思想錄》，則算他晚年思想發展的記錄。
眾所周知，費孝通在中國社會學上的貢獻是無與倫比，但讀完這書後，發覺他晚年的思考重點已轉移到文化上，談論文化愈來愈多。若從他以往思考的路來看，這樣的發展是合情合理的。費孝通反覆說明，當年他從習醫轉學人類學，是因為「不再滿足於僅僅幫助個人治療身體上疾病這個目標。人們的病痛不僅來自身體，來自社會的病痛更加重要。所以我決心不去學醫為一個一個人治病，而要學習社會學去治療社會的疾病」。其實這亦是費孝通一生工作的目標，所思所想所做全是怎樣為中國舊社會「治病」。
舊社會的病徵，一言以蔽之是窮，於是費孝通便想找出窮貧的原因，及如何溫飽的方法，這便是他半生的工作目標。到了晚年，中國大致上算是脫貧了（甚至是好鬼有錢），他的思考方向有了變化，就是在現代化之下，中國不平衡發展如何解決？在全球化之下，中國文化如何定位？前一個問題，在書中討論西部開發的重點有所闡釋，而後一個問題，就比較籠統在文化走向及困境的文章找到處方。
中國開放之後，發展之迅速有目共睹，但發展失衡始終是一個大問題，失衡的除了是指地理上的，還有精神文明。他認為中國與西方比較，缺乏了「文藝復興」這一環節，缺乏個人對理性的重視，從而影響人的質素，簡單一句，就是發財不立品。費孝通從而帶出中國文化在全球化這個大潮流中的定位，這就是他晚年反覆提及的「文化自覺」。費孝通不是甚麼大中國主義者，他強調的是在傳統文化中找出一些好的因子，在現代化、全球化的大潮流如何自處，不是對抗，亦不是取替。其實這個「文化自覺」是倡議一種多元化的思想，認為全球化所帶出來的一元化只會製造更多的糾紛及不安，這個問題，費孝通以一句古語解答：和而不同。
「『和』的局面怎樣才能出現呢？我想離不開承認不同，存異求同，化解矛盾。化解的辦法中，既要有強制，也要有自律……世界各國既然現在屬於一個地球材村，這個『村』裏就應該有一套『鄉規民約』大家認同，自覺遵守，否則就要亂套。『鄉規民約』與法律不同，是習慣化的、自動接受的，適合社會自我控制，是一種內力。中國老話裏講『克己復禮』，這個『禮』是更高的『鄉規民約』。」
在文化問題上，費孝通曾三次提到香港，不過，這三次香港都成了反面的教材。香港的文化，在費大師眼中，真的不值一哂。
「西部各地民間的歌舞、民間的美術、民間的各種藝術活動比東南各地豐富得多，比香港更是高多了。但現在我們的很多西北女孩子還在學香港，趕時髦，但時髦並不是藝術，真正的藝術是要有很深厚的文化底蘊的。（32頁）」
「我們那時唱白毛女，這個方向（傳統基礎上吸收新的文化、新的未來文化）是對的。可是最近這種藝術創作方式沒有得到發展，現在的明星都是香港式的明星，這關係到一個中國的藝術方向問題。（124頁）」
「電視上也很少出現這種文藝形式（蘇州的評彈）。電視天天都播甚麼『同一首歌』。『同一首歌』裏面多是些香港式的文化。（126頁）」
